本年中心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尊天龙山石窟丢失佛首闪亮“上台”，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上世纪20时代丢失于日本的雕琢文物，上一年9月呈现在日本的拍卖会预告中，后经有关方面交涉以及华人大方捐献，总算在历经近百年岁月后回归祖国。
其实，上一年还有一件天龙山石窟造像呈现在拍卖商场，即上一年六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这次冠名“博古五千”的专场文物拍卖，明清御窑瓷器、高古玉器及释教造像是其亮点，尤其是一尊未标明时代的砂岩石菩萨立像落槌惊人，评价15-25万港币，成果以231.25万港币成交，成为此次拍卖最受注意图高价拍品。
香港苏富比拍卖品（Lot 436 砂岩石雕菩萨立像）这件拍品原是天龙山石窟造像之一，是由日本山中商会经手倒卖的。笔者其时看到这一造像图片后，马上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所以找出山中商会历年展销图录，公开，很快从一本1934年的图录中翻找到这一拍品（见下图）。
山中商会《我国朝鲜古美术展观》（1934年5月）展品之一具体而言，这件石窟造像被山中商会运往日本揭露展销，时刻是1934年5月25日至29日，地点在东京新桥邻近的东京美术沙龙。这次展销会名曰“我国朝鲜古美术展观”，并事前印制了同名图录，前三天为特别款待日，首要约请各界名人、巨贾及专家学者观摩，后两天为揭露展销日。展品以我国文物为主，还有部分朝鲜陶瓷器等。我国文物又以三代古铜器、古玉器、石刻造像、汉唐至明清陶瓷器为主，总数多达1700余件。其间，有包含云冈、龙门、天龙山诸石窟在内的石刻造像63件，具体地讲，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首15件，天龙山造像17件，没有清晰出处者31件。能够说，天龙山石窟造像是这次展销会中的一大亮点。并且，展销图录上还特别刊载了两页名为《天龙山石窟》的介绍文字，并配有两张大幅相片，一张为天龙山全景图，另一张是东西两峰中的西峰远望图。这是除卷首两页前语之外，该图录配发的仅有文字介绍和背景图片，可见，山中商会对这次天龙山造像展销是多么注重，又多么“引以为豪”！图录上要点刊登的部分展品图片页，天龙山造像占了7页，内有展品9件。苏富比拍卖的这一造像在山中商会展销图录上，编号为381，标记为“唐、砂岩石立佛像、天龙山、高三尺六寸”。该造像表情丰厚，躯体衣饰线条流通，仅仅因为缺失左臂与右手，在其时并非特别显眼。其他8件中，有5件是底子无缺的全体造像，3件是缺失头部的造像。其间两件大型造像特别有目共睹，一件是欠失头部的观音坐像（高二尺八寸五分，见以下377号图），一件是仅左手臂缺失、其他均无缺的坐姿佛像（高四尺五寸，后被认定为头部非原型，以下375号图），均制造于唐代，不失为唐代释教造像之代表作。前者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其东瀛馆一层中的常设展品。去过该馆观赏的人，必定会有深刻印象。
山中商会《我国朝鲜古美术展观》（1934年5月）展品中的天龙山造像20世纪初，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所谓西域探险，沙畹、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喜龙仁等人的在华查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国际许多国家人士对我国遗址、遗物的觊觎之心，也引发了对我国文物的搜集热，加上国内市侩和不法分子的任意盗取，致使很多我国文物遭到损坏，不少直接丢失到海外。天龙山石窟可谓是受灾最为严峻的典型比如，而元凶巨恶便是日本的跨国企业山中商会。山中商会是由大阪一家古玩店开展起来的文物买卖公司。其喽罗山中定次郎（1866-1936）本是古玩店山中家的学徒和入赘女婿，中日甲午开战之年，受山中家托付，定次郎远赴美国，于纽约开店开展。后在其运营下，古玩店逐步开展壮大，并改组为山中商会，短短一二十年时刻就开展成一家誉满天下的美术古玩跨国企业，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伦敦、巴黎等欧美城市及我国北京均开设有分店或办事处，至二战时期日美开战，其海外财物已堆集到相当大的规划。
晚年的山中定次郎20世纪初以来，山中定次郎曾频频地往来于我国、日本与欧美诸国，搜购并倒卖了很多我国文物。他早期于北京做的最大一笔生意，是买下恭王府的海量保藏。清王朝覆亡后，清室及王公大臣仍不甘愿，图谋复辟，恭亲王溥伟体现尤为活跃，并决议“毁家报国”，把家藏瑰宝变卖出去，以充任活动资金。1912年，当山中定次郎在恭王府阅读了满意库、铜器库等许多瑰宝库后，被琳琅满意图瑰宝所惊呆。因数额之大非同一般，除书画之外，他当即决议将一切藏品悉数买下，后于纽约、伦敦等地屡次举行拍卖会，从中赚取了巨额资金。关于山中商会获取恭王府藏品的经过，《山中定次郎传》（该书编纂会内部发行，1939年）中也有所触及。
于恭亲王府正殿前（右三两手插兜者为山中定次郎）山中商会最重要的海外据点非北京分店（其时称“出张所”）莫属，该商会在国际各地运营的我国文物几乎都是由该分店供给的。与其他欧美分店不同，北京分店扮演的是大型收购店的人物，即它只担任在华收购，不在华经销。山中定次郎每年至少两次组织欧美各分店东干到北京来收购，并且会依据各分店营销特色，不同对待。如美国热销青铜器和石刻造像，英国人喜保藏陶瓷器等，就让各分店依据这些特色，要点选购所需。据其时在北京开设古玩店的日本同行业人士回想，山中定次郎每次现身北京，坐落蔴线胡同的北京分店前，就会呈现壮丽局面。一大早，就有带着巨细包或用黄包车满载各种古玩集合而来的人排成长队，等候收购。定次郎指挥中方店员，让排队者顺次将古玩摆放在大长桌子上，然后由欧美各分店来的人员选择，终究在专设的账房现金结算。其作业方法犹如大型收购站，实施一条龙服务。其时在日本同行业间，乃至盛传定次郎所谓“一扫而光”商法，即底子采纳来者不拒方法，有多少要多少，并且是现金支付。这样，不仅是家藏古玩的人，并且连北京表里巨细古玩商也都成了山中商会的供货客户，力争上游为其搜集文物。20世纪20、30时代，山中商会于日本举行的大型文物展销会或于欧美诸国主办的拍卖会，其间的我国文物大部分都来自北京分店。
山中商会北京分店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国际性营销网，山中商会将很多我国文物倒卖到海外，以至于现在欧美和日本一些闻名文博组织及其保藏，其根底的奠定几乎都与山中商会有关。山中商会很早就进入我国古代石刻雕像的搜购和贩卖，也是后来其主打运营项目之一。而天龙山石窟造像又是山中商会运营石刻雕像中的要点。
天龙山石窟最早进入日自己的视界是1918年。当年在华北地区实地查询的修建学者关野贞凭借《太原县志》等文献，于6月30日抵达天龙山圣寿寺，在寺僧引导下，寻访到早已被外界忘记的石窟遗址，令其喜不自禁。据《关野贞日记》可知，因为被精巧的石窟造像所招引，他抛弃当天脱离的原定方案，在山寺住了一宿，第二天接着攀爬寻访，并对东西两峰首要石窟做了开端查询和拍照，回到日本后，立行将这一见识公诸同好，一同编撰查询报告《天龙山石窟》，宣布在闻名美术杂志《国华》上，好像十余年前（1902年）伊东忠太所谓发现云冈石窟相同，在其时的日本也引起不小的颤动。故至今日本仍有“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传说。其实，笔者早已着重，底子不存在什么“发现”之说，仅仅他们经过撰文等方式把这一石窟从头拉回到人们的重视视界罢了。
继关野贞之后，1920年，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等先后前去查询。1922年头，在宗教大学校长望月信亨的资助下，释教育者田中飘逸与北京东华照相器件商铺主外村太治郎，以及《顺天时报》照相部技师平田饶三人经过精心预备，带着梯子等东西，从北京动身，来到天龙山，对石窟及其造像做了为期一周的具体查询、拍照和记载，归来后，出书了珂罗版印制和相片张贴两种不同方式的大型图集《天龙山石窟》（内藤湖南题签），录入精巧图片80枚，再现了石窟惨遭大规划损坏前的实在相貌。其实，春晚露脸的丢失佛首之所以能完成回归，也多亏了这一前史图集。在该佛首行将于日本拍卖之际，我国专家学者据此图集相片判定研讨，确以为天龙山第8窟北壁主尊佛像的被盗佛首，继而经过交涉，终究完成其回归。
田中飘逸等查询摄制图集《天龙山石窟》（1922年）依据田中飘逸等人的此次查询，《释教育杂志》第3卷第4期（1922年5月）还专门编辑出书了“天龙山石窟”特辑，其间，田中自己的《天龙山石窟查询报告》，在学界遭到高度评价。别的，小野奥妙等学者也依据这些图片打开研讨，宣布了《天龙山石窟造像考》等论文。至此，能够说，天龙山石窟还底子处于作为查询研讨目标之阶段。可是，劫难不久随之而来。1924年6月，山中商会喽罗山中定次郎亲身带人来到天龙山石窟，名曰查询，实则看上了长逝于此的价值连城——释教造像。
山中定次郎一行在天龙山好像现在有影响的房地产商大佬，假如看上哪块地，哪块地肯定会增值相同，这位国际级美术商的到来，无疑向人间尤其是巨细古玩商宣布一个信号，即这些早被人忘记的石刻雕像都是能够赚大钱的瑰宝。尽管他其时并未直接采纳收购举动，石窟造像也底子无缺，但后来现实标明，就在其“光临”天龙山石窟之后仅仅一年多时刻里，石窟遭到空前浩劫，大多造像被盗，很多佛首被残暴地从躯体上凿去。最早得知天龙山石窟遭劫的日本学者应该是常盘大定。为了编写和出书我国释教史迹等文献，他本想于1925年暑假再次去天龙山查询，但因故未能成行，只好托付庆应大学我国留学生赵青誉与太原府美丽兴照相馆店东一同前去拍照，但当他们进入天龙山石窟后，却发现石窟造像大多遭到损坏，其惨状几乎令人目不忍睹。常盘大定得到他们拍照的图片后也深感震动，这在其与关野贞合编的《我国释教史迹》（6卷）、《我国文明史迹》（12卷）等著作中均有触及。
1926年10月，山中定次郎第2次拜访天龙山，并大举搜购石窟造像，短期内购得石佛首数十尊。与此一同，山中商会于同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大阪美术沙龙举行“‘支那’古陶金石展观会”，与其他美术品一同，公开将四十余件天龙山佛首等文物对外展销，乃至在其时印发的展观图录中称：“其间如学界盛传的天龙山石佛雕像搜集品，为本展观会出品中最值得夸耀者。就连斯界威望学者对其内容之丰厚、珍品之多亦深感惊异，作为研讨材料，可谓绝无仅有。敝商会此次展观，以美术报国之诚意，尽心谋划，仿佛有彼国天龙山石窟搬移至此之观。”可见，此种变相掠取行为反被作为夸耀材料，并且从其时运用的“美术报国”等字眼看，其动机也昭然若揭，并非单纯出于一般所谓商人牟利之意图。
关于此次展销的天龙山石窟佛首等造像，山中商会还出书了图片集《天龙山石佛集》（1928年），并附有关野贞序文和山中定次郎编撰的序文以及《天龙山纪行》等文字材料。
山中商会编辑出书的《天龙山石佛集》（1928年）这些佛首多被东京富豪兼保藏家根津嘉一郎购去，现在坐落东京青山的根津美术馆之所以藏有许多天龙山造像佛首，正缘于此。根津后来又将其间的一部分佛首捐献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欧美文博组织。山中商会肆无忌惮的搜购及转卖行为，导致的连锁反应是不难想像的。看到连肢体残损的佛首都能高价售出，山中商会各分店及作为其首要供货源的中小古玩商则更是无孔不入，大举求购。如此也就进一步加重了无知小民的盗凿行为，有佛首就盗佛首，佛首盗光了，就对躯体下毒手。这些被盗走的石窟造像，又源源不断地被山中商会收购去。试想，如此恶性循环，安能使石窟及其造像不遭灭顶之灾？
山中商会“国际古美术展观会”（1932年）会场上的天龙山石窟造像继倒卖四十余尊佛首之后，1932年11月，山中商会于东京上野公园举行“国际古美术展观会”，展品中又有来自天龙山石窟的造像四尊，其间身首较无缺者三尊，欠首者一尊。从图录看，这三尊身首较无缺的造像均为发现较晚，且洞窟有坍塌之险的第二十一窟之物。三尊虽都有佛首，但后来美国学者等以为均非原作，属后补或凑集之作。能够说，这是在其他洞窟造像均已被盗走的状况下，不法之徒终究冒存亡之险盗取佛身，后由市侩加以凑集而成的。接着是本文开端说到的1934年5月“我国朝鲜古美术展观”会，竟有十七件天龙山石窟造像被展销。香港苏富比拍卖的菩萨立像，即其间之一。
1939年3月，山中商会于上野公园举行的“东瀛古美术展观会”上，又呈现数尊天龙山石窟造像，尽管图录上未清晰标明其来历，但从图片即可判定无疑。其间的一对金刚力士，本为天龙山第8窟洞口左右而立的造像。从左壁“开皇四年”（584年）碑文可知，刻制于隋代。这对形象传神，且保存无缺的力士造像，后被藤井善助购去，现藏藤井有鄰馆，并且被指定为“重要文明财”。1995年，大阪市立美术馆曾举行规划宏大的我国古代雕琢展，其时编印了多达176页的展览图录《我国石佛——庄重的祈求》，其封面选用的便是这对隋代金刚力士造像中的一尊。
以上仅仅笔者从山中商会于日本国内举行的展销活动中，了解到的天龙山石窟造像惨遭转卖的状况。至于山中商会在欧美诸国倒卖的天龙山石窟造像，也不在少数。估量往后还会有山中商会经手倒卖的天龙山石窟造像呈现在拍卖会上。
上图天龙山石窟第18窟后壁五尊造像（1922年拍摄）；下图是遭损坏后的同窟造像（1925年8月拍摄）(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